不得了!!日本時代台灣人有大專學歷的居然高達1%

當年台灣大概有6百萬人,，大專畢業生超過6萬餘人,換句話說100個台灣人中超過一個是大專生,比例高達1%,這篇是師範大學教授吳文星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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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不久即有台人赴日留學，1895年12月，台北大稻埕牧師周耀彩之子周福全赴日就讀明治學院普通科。翌年春，台北富商李春生東遊日本，亦攜子弟數人至日入學。其後，踵繼者不斷，1902年之際，東京地區已有台灣留學生30餘人。據總督府統計資料顯示，1907年以降，留學生呈迅速增加之勢，1910年有132人，1915年增為325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起，加速增加，1920年增為649人，1925年為828人，1930年增為1,317人，1935年躍增為2,185人，1942年已多達7,091人，事實上，上述統計較實際數偏低許多，據學者研究指出，日治最後十年實際的留學生數可能較官方統計數字多出數千人。

留日學生就讀的學校包括小學、中學、職業學校、特殊學校及大專等。大體而言，1918年度以前，留學生中以接受初等及中等教育占絕大多數，大專以上的留學生平均占八分之一。該年度開始，大專以上的留學生比率躍升為五分之一。其後，逐年上升，1926年已占三分之一，翌年起，長期均占五分之二以上，1934年更高達半數以上。足見台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同時，亦反映出由於台灣的專科以上學校有限，加以教育機會未能公平開放，許多優秀的學生完成中等教育之後即無法再升學，而在日本則無上述缺失，升學反較容易，故有志之士乃競相赴日接受高等教育。

1920年代以降，留學生以修習醫、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占多數，尤以習醫者最多，平均占五分之二；其次，法科約占五分之一；再其次，商科及經濟科合計亦約占五分之一。當時，習醫風氣最為熾盛，而赴日投考醫專反較在台容易錄取，故富家子弟無不趨之若騖。赴日習醫者絕大部分就讀醫專，尤以東京醫專及日大醫專兩校人數最多。由於習醫者人數多，故成績亦最突出，據初步統計，日治時期獲得博士學位的留學生至少有116人，除葉清耀是法學博士（明治大、1932）外，其餘的均是醫學博士（註二）。

修習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亦頗為踴躍，固然與日本政府對留學生的選科並不加干涉或限制有關，實際上乃是反映時代的影響及社會的需求。通常法科畢業生最佳出路是進入司法界或政界，是以參加日本國家司法科或行政科高等考試似係他們首要的目標，迄至1930年為止，司法科高考及格者計有28人，行政科高考及格者7人，分別出任司法官、律師或日本、台灣的高等理事官。據時人指稱，日治全期通過司法及行政科高等考試者約100人。商科及經濟科畢業者或創業，或為各企業機構所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