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秀]Diane Arbus

第一次在《The Monster Show魔鬼秀》這本書看到Diane Arbus這個名字，還沒有意識到這就是以前常常聽到的名字，一直到在誠品看到攝影集當中的這張雙胞胎照片，才赫然想起來 當年經由阮義忠先生的介紹而得知的Diane Arbus：

Diane Arbus的藝術是反動的藝術，這種反動是對上流趣味的反動，是對約定俗成的反動。這就是她讓時髦、時尚和美的東西統統滾他媽的蛋的方式－－蘇珊宋塔。

先繞過遠路去說說當年阮義忠先生推廣攝影的努力。

不知還有多少記得解 嚴這件大事情。20年前，1987年，解 嚴這件政治上的大事件，不僅僅是在政治上重要的分水嶺，在人文藝術社會方面，解 嚴也代表著觀念上的緊箍咒從此解開來。
解 嚴之前，為避免政治干擾或是迫害的，人文藝術常常一昧地強調線條色彩美感以及個人享受；當這個「政治所導致的觀念緊箍咒」解放開來的時候，「時代的、當下的、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庶民的、本土的、族群的.............」等等超越線條、色彩、個人享受美感的概念像是衝破巨籠的野獸奔馳在各個人文藝術領域。當然，在解 嚴的20年後，這樣觀念上解放的成果已經成為顯學。（其實在這20年當中，隨著網路和電視ＭＴＶ世代的興起，個人式、感官、享受的概念也早已興起成為新的顯學。）
在這片解 嚴之後所興起的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庶民的、族群的概念當中，攝影一直處於奇特的地位；在戒嚴時期，攝影一直不被認可成正式美術的一環（除了郎靜山的仿山水墨畫攝影之外），大都被視為個人興趣嗜好（例如攝影學會的模特兒外拍活動、風景旅遊）；然而在解 嚴之後的風起雲湧當中，攝影又不若布袋戲、歌仔戲、台語歌曲、原住民美術有著強烈的「庶民的、本土的、族群的」色彩。因此，在攝影這領域所興起的概念不在於視覺上的民俗形式，而是態度上的：「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這正是當年阮義忠先生推廣攝影所努力的焦點；也就是一般所俗稱的紀實攝影、報導攝影。

而阮義忠先生兩本攝影介紹性的著作也秉持著「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的觀念為中心來介紹世界上的重要攝影家，從這兩本書籍，甚至是阮義忠先生所出版的《攝影家雜誌》，都可以端倪出「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的中心思想：
當代攝影大師。
誠如阮義忠先生的自序登中所說的：這二十位當代攝影名家除了安瑟•亞當斯之外，都是本世紀的「人性見證者」。「人性見證者」這一詞取代了攝影學會所盛行的「美感追求」這樣的說法；就我個人而言，也因為「人性見證者」這一名詞，攝影擺脫了「只是一種複製技術」的次等美術惡名；另外，也因為「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這些概念，攝影的行為被提升至攝影作品一般高的地位，因為「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這些行動是在攝影的當下進行的，而不是在攝影照片被沖印出來的當下所完成，甚至攝影作品的推廣也成為「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的行動之一。
當然這些概念，在目前紀錄片盛行的台灣應該是很容易被理解的。所以目前面對阮義忠先生所推廣的紀實攝影、報導攝影，問題並不在於攝影可不可以做到「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該思考的問題反而是，在相同的「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前提下，攝影和紀錄片的差異在哪裡呢？（這問題先空著，當作日後思考的方向之一。）
當代攝影新銳
閱讀這本書籍，可以看到有趣的一點：阮義忠先生在撰寫《當代攝影新銳》這本書的時候，已經感受當時世界攝影已經出現了ＭＴＶ世代的轉變，因此阮義忠先生的自序當中寫道：寫這本書的用意是：讓更多人認識攝影的更多可能性..............
可以這麼說，在阮義忠先生推廣攝影的努力下，我個人不僅僅感受到解 嚴之後，「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這攝影態度的立場，也感受到從強調色彩線條美感的攝影-＞「關懷的、紀實的、批判的」的人文攝影-＞ＭＴＶ世代的「懷疑否定或虛無作為創作本質」這樣的三個轉變。（「懷疑否定或虛無作為創作本質」這句話引自於網誌青 春 電 繪 物 語的【旁聽阮義忠/攝影研習】）
或許，關於這三種立場轉變的體會，對我來說是更重要的事，畢竟我並沒有因此進入紀實攝影、報導攝影的道路，反而因為有了對這種立場的體認，建立對於攝影作品的判斷依據。

回過頭去看看Diane Arbus吧！

在《The Monster Show魔鬼秀》這本書當中所描繪的Diane Arbus也有著類似的轉變，她原本是個哈潑雜誌《Harper's Bazaar》的時尚攝影師，經由朋友的引介看了TOD BROWNING的《ＦＲＥＡＫ》之後，Diane Arbus開始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這些不被視為正常的人們當中，書中視這樣描述的：「她著了迷，因為影片中的畸形人不是甚麼虛構的妖怪，而是真實的。」（Ｐ3）。書中進一步地說道：「在Diane Arbus的眼中，美國到處都是”怪物”，在夢想和對異化、殘缺、死亡的恐懼」（Ｐ4）。
「她所拍摄的对象，大都是正常社会中所谓的畸形人——巨人、诛 儒、低能儿、残障者、变性人—…·。而所拍摄的正常人，也是非常态的 类型——双胞胎、三胞胎、天体营—…·等等。」（ＦＲＯＭ【黛安·阿勒絲】）
因此當Diane Arbus在紐約第42大街休伯特博物館拍攝沒有雙臂、只有雙腿像黑豹一般爬行的人或是三條腿的人、泰國雙胞胎、侏儒的時候（Ｐ3），Diane Arbus所體驗的是《ＦＲＥＡＫ》裡面的一句台詞：「我們接受她，她是我們中的一員」（Ｐ4）

Diane Arbus這樣「她是我們中的一員」的態度，似乎更超越在紀實攝影當中常常提出的「認同」這般概念。

當然，在紀實攝影、紀錄片的風潮之下，「認同」儼然成為最高的道德標準，每個創作者為避免落入二度剝削弱勢者的罪惡，都警惕著自己要「認同」不要成為「剝削」的幫兇。當Diane Arbus發表畸形人攝影作品而招致「剝削」責難的時候，當每個人都高喊「我是他們的一員」的時候，這反而是可以認真思考：「什麼是認同？」「紀實攝影的立場上，我們作為旁觀的他人身分只是程度上的差異嗎？」「過去在台灣的紀錄片，把每個被紀實的對象都表現成很可憐的模樣，這樣就是「非剝削」嗎？」
看來我得到的問題比答案多！或許，黛安·阿勒絲自己體悟得很深：「你无法脱出自己的皮肤，而进人其他人 的身躯；别人的悲剧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 」（ＦＲＯＭ黛安·阿勒絲）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不可能、無法」，黛安·阿勒絲選擇自殺做為救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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