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竊車勒贖案能在十二小時內偵破


社論

內政部長余政憲有一輛賓士轎車在高雄市失竊，歹徒根據留在車上的名片，向余家親友勒贖八萬元。受理報案的派出所知道失車是余部長所有，立即通報專責肅竊的高雄市刑大偵四隊，視為重大案件處理，通令全台緊急查緝；警方除了監聽電話，還動員巡邏警員到大街小巷去尋車，果然在失車十二小時後，找回余部長的賓士。

警方為了這樁竊車案如此迅速動員，積極尋車，並不令人意外。總不能說，連警政署的頂頭上司內政部長掉了一輛賓士車，也像小民失車那樣，去派出所報案時，受到警員愛理不理的待遇，甚至被「道德」勸說，說什麼報案也沒有用啦，花小錢贖車消災何妨，否則失車可能被裝櫃運往大陸啦；甚或諷刺式的質問，為什麼不把車鎖好呢？你知道台灣一天會掉多少輛車嗎？車主要自己照顧好自己的財產呀！余部長半天內就找回失車，不過，數以萬計的失主所感受的則是天壤之別的處遇。

民眾應不會為警察大張旗鼓地為部長找車而對余政憲有所微詞，但是人們會思考：此種具備專業、迅速及時，且出以適切態度的部長級服務水準，何時能成為台灣庶民共同享有的標準服務規格呢？全台去年失竊汽車五萬一千六百七十五輛，比前年成長百分之十四；去年失竊的機車數為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六輛，比前年略減百分之二。這二十餘萬向警方報案的車主，可以講出許多報案尋車的故事。例如有位不妥協的拖車駕駛人，向警方報案無功，乃自帶望遠鏡全台搜尋失車，找回已被併裝混血的車頭，但因不願出二十萬元贖車，和對方打官司一年半，直到最近才獲判勝訴，終於可以取回扣在新店分局一處派出所的車子了。這和余部長十二小時取回失車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問題是，若連搜尋失車都必須「自力救濟」，則公權力的效能與尊嚴豈非蕩然無存？

台灣機動車輛失竊率高，幾名小混混出來遊蕩，玩票式地一晚可以偷七、八輛機車，玩到那裡就丟棄到那裡。老於此道的賊贓集團則「專業分工」，自成體系。竊車賊偷到名車，可以整輛開進貨櫃，出口轉銷大陸、東南亞；也可以開進修車廠，拆卸零件，拼裝成AB混血車轉售，或拆解零件販賣。為應付警方查贓，修車廠會把引擎號碼打磨兩次、三次，直至電解也辨認不出原號碼止；如此即使被抓上法庭，也便於狡賴。若碰上高級車種已將車身重要零件編號，或銷贓無路，歹徒會一通電話打給車主，擄車勒贖；此時，車主對於究是報警處理，或是「自力救濟」，便面臨了痛苦的抉擇。

失車固然心焦，被勒贖更心痛。失主大抵以為，歹徒既敢於偷竊後再續犯勒索罪，並現身聯絡，無視於法紀警網，案情不輕，且失車往往價值上百萬元，再又勒贖數萬元，已不是區區小案，警方應會重視並積極偵辦才是。卻不知，一年五萬餘汽車竊案、十九萬餘機車竊案，交到八萬警察大軍手裡，警政機關已內部分案，只有六十萬元以上車輛竊案，和「首長」級失車，列為重大案件。一般身分車主失車，到了警方那裡，通常是列案了事；運氣好時，警方抓到竊車集團，可能找回失車；但大多數則不了了之。

眾多報案和尋車經驗告訴車主，由於竊車集團手法多端，而警政機關卻迄未針對這類案子統合電訊、金融機構的力量，以形成打擊犯罪的有效網絡，以致竊車勒贖案破案率很難提高。例如，歹徒電話聯繫，通知車主匯款，與車主並不照面；而警方查緝此種歹徒時，一如查緝刮刮樂詐騙集團，往往發現電訊單位所登錄電話使用人資料，係屬掛名人頭所有，而金融機構的匯款帳號隨開隨領，及至警方調查開戶證件，也會發現同樣是屬人頭所有，而找不到正犯。

通常的情形是：失主求告無門之餘，只好自認倒楣，向勒贖者妥協，希望花個五萬、十萬元可以贖回車子。有些失主在交出贖款後確實如願找回車子，但也有不少被釣上鉤，一再追加贖款，而失車仍蹤影全無，或即使贖回車子，車況已敗壞不堪，甚至賠了車子又賠錢。處此情境下，人民期待於警方的，當然是發揮效能，迅速破案，尋回失車，以保障人民的財產安全。可是竊車勒贖案無日無之，而警方破案率、破案績效雙低，甚至認為失主報案，不過是增加警方辦案壓力而已，如此能得警方好顏色回應者幾稀？

竊車賊自發展出竊車勒贖犯罪模式後，傳佈甚快，因為這種犯罪手法適合個體戶作業，不必牽扯到修車廠、銷贓通路，共犯愈少，口風愈緊，故而相對於集團犯罪，破案確實較難。也正因如此，全台受害於失車破財的人數，近年不斷激增。如果警方因業績壓力，動輒推諉搪塞而不願受理報案，甚至給報案人臉色看；或明裡錄案，暗中吃案，竊車黑數上升，失車案多，反成其查辦不力的藉口，則民眾心中豈能不積累不平之氣？他們不免質疑：難道只有買得起名車的富人、首長，才可獲得警方高規格的待遇，而庶民遇案，就只能碰運氣嗎？

或許警方會認為，要求以偵辦余部長失車案之規格，推及於一般竊車勒贖案，委實陳義過高，非現有警力所能負荷。可是，人民期待警察具有底線水平的專業，不隨便吃案，並對報案人出以適切態度的服務，應當不算苛求罷。

【2002/02/26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