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強化對人民群眾的控制，國民黨把在大陸時期所搞的“保甲連坐”制度照搬到台灣。1953年8月，台“行政院”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逼迫人民互相監視，彼此檢舉，如發現某人是匪諜，被聯保者即使毫不知情，也要受到牽累。1955年6月至8月，國民黨又在台灣搞所謂“在大陸被迫附匪分子總登記運動”，要求曾在大陸參加共產黨的黨、政、軍、經濟、文教、社會團體及各公私團體者，曾在共產黨的工商機構、宗教組織工作過的人，曾接受過共產黨的軍事、政治、社團、文教、民運、鄉鎮工作等訓練的人，曾受共產黨直接利用或“附匪分子”間接利用的人，都要到保安司令部辦理登記。用當時台灣省主席嚴家淦的話說 “凡是匪諜以及態度不暗不明、模棱兩可的人，都將視為危險人物，必定要予以清除”。

　　由於國民黨當局頒布的登記標准本身就是“灰暗不明、模棱兩可”，因此誰有“嫌疑”，完全由特務胡亂判定。當時有些情況荒唐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如《時事雜志》的創辦者童軒孫本人以及所辦公司的經理、會計、職員一起被捕，詢及原因，竟然是因為特務從他家抄出一本《湯姆·索亞歷險記》，特務們居然把作者馬克·吐溫誤看成為馬克思。又如後來獲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先生的母親張明璋，僅因家中留宿一位廣西大學時期的同窗，便被扣上一頂“掩護匪諜”的帽子，被捕入獄。諸如此類例子，多如牛毛，舉不勝舉。1950年5月，蔣經國宣布已破獲匪諜80余個單位，其中僅“蘇藝林案”就逮捕1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