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内地法律，所以轉過來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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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新聞侵權案件相關司法解釋對此有明確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出具的《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幹問題的解答》中第六點表述如下，

“問:因新聞報道或者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譽權糾紛，如何確定被告？答:因新聞報道或其他作品發生的名譽權糾紛，應根據原告的起訴確定被告。只訴作者的，列作者爲被告；只訴新聞出版單位的，列新聞出版單位爲被告；對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都提起訴訟的，將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均列爲被告，作者與新聞出版單位爲隸屬關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職務所形成的，只列單位爲被告。”面對最高人民法院明明白白的規定，在明知訴訟主體有瑕疵的情況下，依然裁定采取財産保全措施，深圳法院一意孤行，豈非咄咄怪事？

有關法院不顧民事訴訟法關于財産保全的兩個基本前提：一是情況緊急，二是對于可能因當事人一方的行爲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不能執行或者難以執行的案件，才可以采取財産保全措施。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訴訟的對象不是媒體本身，而是記者，記者在自己報紙上發表文章是一種職務行爲，是受報社委托的，所以訴訟對象是完全錯誤的。另外，法院受理此案後，沒有做一個基本的審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個人的財産，給人的感覺是任何一個環節都留下了漏洞。

法院爲什麽不顧輿論，做出了令輿論嘩然的裁定，原因可能在于法院在此次事件中，不僅僅是一個裁判方，而且也是利益方，同意了富士康的財産保全請求，受理了富士康的訴求，可以按照3000萬的標的收取費用。這種畸形的收費制度，對于法院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