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的面具的恐懼---由「蝙蝠俠：開戰時刻」看罪惡的社會化與正義的去社會化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當你在捷運車廂內，如果正面對坐著一位臉蓋復健面具的燒燙傷朋友，你是會忍不住看著他那異於常人的面具？還是刻意回過頭去忽略他的面具呢？

當你看著他時，你看見的是面具？還是面具底下的恐懼？

當你回頭時，避開的又是他的面具？還是你自己的恐懼？


源自恐懼的面具(父親形象的追尋)

「蝙蝠俠：開戰時刻」( BATMAN BEGINS )講的其實不是一個正義的英雄故事，而是一段源自恐懼的面具塑型歷程。電影的「恐懼」和「希望」也許很容易就能夠藉由影像表現出來，但是如果要陳述「由恐懼所衍生的希望」，因為其層次的多元性和繁複疊遞，往往不容易藉由影像精準的呈現出來。雖然好萊塢近年來量產的「英雄電影」普遍都把反溯英雄內心的「非英雄元素」列為電影主題的顯學，但是卻鮮少能夠像「蝙蝠俠：開戰時刻」這樣利用劇情的背景(建築)和前景(角色)的推演將內心恐懼的泥濘一層層堆切，直到恐懼被具體塑形出來(蝙蝠面具)為止，等到恐懼被具體化呈現後，觀眾才能真正深刻看見正義的希望如何隱藏在面具之後，在黑夜重疊的高譚市裡閃爍著微弱的亮光。

電影開場由一場捉迷藏的追逐(電影的追尋起原)，巧妙地帶入布魯斯年幼時對於蝙蝠的恐懼陰霾，而這個年幼的恐懼陰霾又間接造成父親在歌劇院外遭到槍殺，也使得這個陰霾在布魯斯的生命裡被無限地深掘放大，直到恐懼變成了一座被封死的水井，即使你一再說服自己可以安全踏過井蓋上風乾的塵土，卻永遠停止不了午夜聽見水滴聲的莫名恐懼。要逃離這個恐懼的唯一方法，就是面對它，也因此讓布魯斯踏上了一段原自恐懼的救贖之旅，而蝙蝠俠的面具，就是這段旅程的出口。電影的前半段也大篇幅且不厭煩瑣的描寫這段主角原自恐懼的追尋旅程，從恐懼、面對恐懼、克服恐懼、到操縱恐懼，反覆交叉辨證產生恐懼的力量，和恐懼所產生的力量，藉此成功的演述了「蝙蝠俠」的誕生之因，也埋下了蝙蝠面具代替公權力行使「正義」的果。有趣的是，如果把這一整段布魯斯戴上蝙蝠面具的歷程視為一段社會化的學習過程，那麼整座高譚市的罪惡就是大環境的客觀影響，那麼對於父親形象的追尋則變成了布魯斯變成蝙蝠俠的主觀學習，又或者說，其實布魯斯不是變成蝙蝠俠，而是變成了另一個父親的形象。

在電影裡，年幼的布魯斯因為跌落黑暗的枯井而遭蝙蝠(恐懼)攻擊，當時把布魯斯從黑暗解救出來的就是布魯斯的父親(注意在電影裡用了一個面向井口陽光的仰角讓布魯斯的父親第一次出現在螢幕上)，包括後續父親用聽筒教布魯斯聽如何傾聽內心的聲音以及在偉恩家族索建造的列車上向布魯斯說明偉恩企業如何用經濟建設拯救一座頹敗的城市，父親的形象在幼小布魯斯的心中變成如同正義之於高譚市一樣重要。雖然夫親的形象如此之巨大，卻依然無法幫助布魯斯克服對於恐懼(蝙蝠)的害怕(影射高譚市對於罪惡入侵的無力抵抗)，所以當布魯斯的父親被罪惡槍殺時，也讓布魯斯心中父親的形象(整座高譚市希望)在一夕之間遭到摧毀，而布魯斯的恐懼開也始無間地放大，迫使布魯斯必須踏上追尋恐懼的追尋之旅來尋找救贖和出口，其實就是尋找另一個父親形象，另一個尋求心靈庇護的象徵，這個象徵不只能拯救布魯斯，更能拯救整座高譚市。

而在電影裡第一個出現的父親形象就是阿福管家(偉恩豪宅的象徵)，但是當憤怒掩沒布魯斯的心靈時，布魯斯選擇逃避阿福(偉恩豪宅)去尋找另一面的父親形象－「忍者大師」。當高譚市逐漸被罪惡淹沒，當布魯斯的父親都因此而滅頂時，布魯斯唯一能作的就是抓住最後一根浮木求生，而這根浮木就是忍者大師。「忍者大師」教導布魯如何與邪惡共處，教導布魯去斯憎恨邪惡、對抗邪惡、甚至如何毀滅邪惡，「忍者大師」在荒野極地之外教導布魯斯如何以一種去社會化的方式與邪惡共處，讓布魯斯的憤怒得以宣洩、悲傷獲得慰藉、而且讓布魯斯學會面對自己的恐懼。「忍者大師」就像鏡子的另一面，照出了布魯斯不願面對的高譚市的另一個黑暗面，因此即使布魯斯在最後決定和「忍者大師」決裂，回到高譚市扮演另一個拯救高譚市的父親角色，但是布魯斯已經無法在維持最初的理想化，而「面具」就成了這短旅程最終的出口。

眼尖的觀眾也許可以發現，導演在前半段的幾次劇情交錯剪接並非以順敘的時間點為環扣，而是以「無法社會化」(布魯斯在監獄被隔離居然是為了要保護其他獄囚(罪惡共生結構))---「逃避」(追尋忍者大師)---「面對恐懼」(回憶父親遭槍殺)---「學習成長」(拜師忍者大師)---「重新嘗試社會化」(重回高譚市面對偉恩豪宅/罪惡/瑞秋)等等幾次布魯斯人生重大轉折的跳接模式來進行，這些銜接點一方面勾勒出布魯斯戴上蝙蝠面具的歷程，更重要的逐層將恐懼慢慢塑形成希望，從布魯斯到蝙蝠俠，重回高譚市扮演另一個拯救高譚市的父親形象。

雖然布魯斯最初選擇逃避正確而善良父親形象，但是在遠去高譚市之前，電影很巧妙的留了一個銜接點在另一個角色(瑞秋)身上，那就是布魯斯從井裡(黑暗)緊握的箭矢(希望)，布魯斯將它交給了瑞秋(高譚市的最後良知)，也才有日後瑞秋將箭矢(希望)再次還給布魯斯以拯救高譚市的伏筆。


高譚市的恐懼(罪惡的社會化)

「高譚市」會言語、會呼吸、有自己心跳的頻率和味道，這一切也許只是提姆波頓最初的惡作劇所造成的傳統，但是在「蝙蝠俠：開戰時刻」裡，這個傳統卻讓「高譚市」的罪惡以一種更貼近觀眾的頻率呼吸著，或者是讓觀眾也呼吸著和「高譚市」的罪惡相同的空氣。不同於莊嚴而瑰麗的提姆哥德風，這次的高譚市反到像是一座被過度開發的經濟城市，高空捷運路線貫穿整座城市，當執政者聯合資本家不斷進駐，催眠了整座城市的集體意識，以經濟開發的名義拉著整座城市奔跑時，權力和利益的病毒也開始像癌細胞一樣慢慢依附著城市生長。單方面過度依賴開發的結果卻讓反而讓罪惡沿著經濟網路高速蔓延，當偉恩大樓的頂端高聳入雲端時，底下的生民卻只能以一種越來越卑微的姿態生活著。高空阡陌交接的捷運路線不再是經濟發展的象徵，反而變成了一座巨大的鳥籠箝制住整座城市的呼吸，而這就是「蝙蝠俠：開戰時刻」裡的高譚市。

在「蝙蝠俠：開戰時刻」裡只有兩次日景照到高譚市，一次是布魯斯的父親在高空捷運上對布魯斯解釋偉恩大樓如何以一種經濟命脈的意義扶持著整座城市，另一次卻是在司法大樓內的槍殺布魯斯父親的罪犯被另一個罪惡集團槍殺，除了這段反諷外，整座高譚市都是煙霧瀰漫、街燈刺眼的夜景。導演刻意把高譚市經營成一座完全被自私和利益的罪惡給社會化的懦弱的城市，這座城市懦弱到連稻草人的面具都變成恐懼的象徵，是一座完全看不到陽光的城市，當罪惡樣癌細胞一樣生長在每一個角落之後，正義反而找不到落腳的地方，除非，正義能以另一種形式，像蝙蝠一樣來去無蹤的巡守著。


蝙蝠俠的面具(正義的去社會化)

蝙蝠俠的面具其實是具有多重象徵意義的，除了代表布魯斯以一種去社會化的模式(忍者大師)來執行布魯斯父親的形象之外，也象徵了理想主義終將必須以一種依附全球資本化生存的雙面模式來進行。在電影裡布魯斯行俠仗義的行頭幾乎都拜偉恩公司的高科技和雄厚財力所致，但是蝙蝠俠的基地卻只能建構在偉恩豪宅(資本主義的完美象徵)之下，以一種陰暗而隱晦的方式生存著，甚至還得靠偉恩豪門的身份作掩飾才能獲得離開地底喘息的機會。

所以年輕的布魯斯不只一次拒絕阿福管家(父親形象)的建議進駐偉恩豪宅的主臥室，反而寧願讓整座豪宅處於一種塵封的模式，其實也是單方面表現出年輕布魯斯所代表的理想主義。

正義的執行模式，可以反映出一個時代的良心，而蝙蝠俠面具的出現，也代表了一個理想時代的結束。


恐懼的救贖與出口

恐怖份子所帶來的最大恐懼，並不是炸彈在哪出現，而是炸彈為何出現。只是這個世界沒有人肯說實話。

「忍者大師」在「蝙蝠俠：開戰時刻」裡的反派角色其實是相當有趣的。「忍者大師」不再像往例一樣把自己打扮成像是職棒吉祥物來明白表示自己的壞，相反地，「忍者大師」反而像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藍領階級，拿著華爾街日報，穿著亞曼尼的西裝，漫步在高譚市的捷運車站，但是這樣完美的的形象就不會是罪犯嗎？最不恐怖的形象，卻往往是最可怕的恐懼元素，就像是一個倚靠在地下鐵車門旁的普通公事包，可能就會導致一座城市的癱瘓。在反恐時代裡，恐怖份子唯一作對的一件事，可能就是重新明白界定了人與人之間對恐懼的共同距離，這段曾經被資本主義共犯結構給一再掩飾的距離。就像是高譚市內恐懼和罪惡曖昧的共生結構，人民對罪惡的恐懼和縱容，卻反而造成罪惡叢生，而「忍者大師」扮演的就是恐怖份子的角色，重新把這段曖昧的距離界定出來。事實上「忍者大師」最後對高譚市所進行的攻擊就是恐怖攻擊的翻版：先摧毀資本主義的象徵(偉恩豪宅)，再藉由交通網路運輸武器，將最小成本的恐懼，透過生活網路(電影裡的自來水系統)無限放大成整座城市的恐懼。懦弱的城市不需要被拯救，而摧毀整個罪惡的共生結構就變成了「忍者大師」無從宣洩的憤怒的最後出口。

當載著恐懼的列車在高譚市的夜晚快速奔馳時，已經社會化的罪惡提供了列車一張暢行無阻的悠遊卡。而被迫去社會化的正義能作的，並不是停止罪惡(列車)，而是摧毀罪惡的共生結構(捷運線路)，就像戴著面具的蝙蝠俠一樣，繼續巡守在高譚市的上空。


恐懼的面具的恐懼

當這座城市越來越習慣戴著面具生存，當這座城市充斥越來越多謊言。當傳媒箝制住這座城市的咽喉，當政經共犯壓迫著這座城市的心臟，當罪惡的因子隨著血液流竄在城市的夾縫之間。

你所懼怕的是什麼？

是恐懼的面具？

還是面具的恐懼？

也許，我們比高譚市更需要蝙蝠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