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一篇嗎？（轉載自台灣電影筆記）


當鏡頭轉向導演自己—論《生命》的紀錄片美學　　 文/何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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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虛構的信

電影從吳乙峰和他的朋友「王家勳」對話的信開始，而我則一開始就陷入詫異中。幫吳乙峰的王姓友人配音的是我的大學老師劉嘉明先生，只能怪劉先生的聲音實在太好認了，所以我從影片一開始就很詫異為什麼劉先生改名叫「王家勳」？而且講話的內容怎麼好像和他平常不太一樣。這雖然是部標榜著「紀錄片」類型的電影，但卻讓我一開始就陷入「虛構效果」的疑惑中，後來證明我果然沒猜錯。

吳王兩人間的信件多半討論的是吳乙峰身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心情和困境，到底王家勳在忙什麼我們不太清楚，原來這些信並不是真正的信，他們是紀錄片導演想夫子自道的工具。而導演藉信抒情的技巧接著又延伸到片中角色身上，他也叫罹難者家屬吳玉梅寫信給已經夭折的女兒維維。假如沒有這部紀錄片，吳玉梅可能因為『想忘掉哀傷往前走』而不會想寫信給維維吧！

換言之，這些信都是導演為了這部「紀錄片」設計出來的虛構產物，不過他如果不打算告訴我們原委，他大可把吳玉梅那句「吳叔叔叫我寫信給你」的話給剪掉，也不用在片末告訴我們「王家勳」早就過世了。電影總是虛構的，但吳乙峰誠意感人，他決定坦白一切，他不只要觀眾看鏡頭前的人事物，他也掀開鏡頭後面的權力運作，讓我們看清這一切多半是他個人的設計，而他決定掀開的，還不只是紀錄片的形成而已。

II當鏡頭轉向導演自己

我們都知道這是部要講921地震的紀錄片，預期中可能會看到災民、受創家園、罹難者等，但沒想到我們還看到吳乙峰中風的父親，在傳統的紀錄片中，導演總是很安穩的躲在鏡頭後，但吳乙峰決定拋開導演椅，他在呈現災民的生命傷疤之際，也急切的陳述自己的生命困境，包括久病厭世的父親，充滿無力感的紀錄片工作…自呈傷疤是件艱難的工作，大部分躲在攝影機後的導演只想擷取災民或殘障者的傷痛，他們不會願意自呈痛處，但吳乙峰願意。

接著導演花了很多時間在談如何拍攝羅小姐。她有時想讓他們拍，有時又不想，很快的，導演和羅小姐討論起拍攝內容，「妳知道我們一直在討論妳的案子，其他的工作人員都叫我不要再拍妳了，但我總覺得還不想放棄妳…」至此導演提醒我們他正在操作一部紀錄片，劇中主角們的生死其實是操之在紀錄片工作者手中，劇中人無法跟隨拍攝進度的話，導演有可能對這名「演員」賜死。多半時候，我們在看劇情荒誕的八點檔連續劇時，演員有可能因為軋戲、與導演不合或和製作單位齟齬等種種因素突然被賜死。但八點檔才不會告訴我們演員被賜死的真相，因為就算再荒誕的連續劇仍期待觀眾能進入他們營造的虛構戲碼中，但可別以為紀錄片就不需要戲碼，大部分的紀錄片導演也不會告訴我們，他們拍了一年卻捨棄掉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底片的原因為何。不過，吳乙峰明白的提醒某位「演員」及全體觀眾，這可是一部「他的紀錄片」，他即使願意與大家分享生命，但他仍握有角色生殺大權。

羅小姐回去上學後，她說，「你們可以來拍，但要偷拍，不要讓我同學知道」。導演陷入掙扎，最後還是選擇去拍，但拍了一晚上，他又覺得他不想「偷拍」，而想等到羅小姐真心願意被拍時才拍。我實在不懂這叫哪門子偷拍？偷拍是要被拍攝者不知情才叫偷拍，這種拍攝者和被攝者間串通好的「演出式偷拍」並不叫「偷拍」；而紀錄片大抵如此，總是拍攝者和被攝者間串通好的演出。當鏡頭架在我面前，平常沒化妝的我可能會想化妝打扮美一點，一旦進入拍攝共識狀態，被攝者的本質早已大打折扣，誰不想在鏡頭前呈現較好的一面呢？當紀錄片中這些被攝者都很清楚他們正在被拍攝時，他們當然可能呈現某種程度的「演出」。導演似乎對偷拍有種莫名的道德潔癖，但他應該知道沒有偷拍，只會得到更多「演出」吧！

不過導演仍捕捉到不少真情流露的時刻，譬如說吳乙峰斥責羅小姐之際，羅小姐失控的流淚。導演有無權力扮演災民的精神導師，叫她要振作呢？我無意做道德面的討論，純就事實面來觀察，這部紀錄片從頭到尾，從裡到外，都是導演個人意志的展現，他的好惡再明顯不過，影片中這段干涉災民的舉動頂多算是真實呈現。羅小姐假如真如影片中描述的那般好強，她應該要強悍的叫導演把底片交出來不准播這段，好萊塢火爆明星碰上狗仔隊常會這樣做，因為拍攝者拍到被攝者不想被拍到的「真實面」，而「真實」總在被攝者卸下心理和身體的粉墨扮裝後方能登場，沒有道德潔癖的紀錄片通常能呈現更多真實。
表面上這是部關於地震災民的紀錄片，但實際上這部片真正的主角是吳乙峰。正當地震過後四年，災民已想把地震拋在腦後之際，導演還是要問他們到底地震對他們有何影響？因為導演有興趣的是地震災民，而非尋常百姓。

III 所謂的紀錄片道德

這部紀錄片有許多虛構的片段，也有不少導演的私密故事，還有些導演主觀的看法甚至有些不忍卒睹的強迫曝光段落。而吳乙峰導演沒有欺瞞的，把自己的情緒和紀錄片的權力運作全都呈現給觀眾看。這樣充滿主觀和虛構片段的紀錄片其實越來越多，最近熱門的《華氏九一一》和《麥胖報告》以及麥可摩爾的前一部作品《科倫拜校園事件》都有類似的敘事手法，這樣的戲劇手段使得許多紀錄片顯得比劇情片更富戲劇效果。

其實我從來也不信那些看似客觀陳述的紀錄片有何真實可言，他們同樣都得經過角色生死裁決、劇情架構設計等拍片原則，而那些號稱客觀的紀錄片所做的只是更多的欺瞞，欺瞞了拍片中導演和被攝者的權力不平衡，粉飾太平似的讓人以為被攝者忠實呈現生活，而拍攝者則客觀記錄一切。看到《生命》勇敢揭穿這一切，我只欣慰台灣的紀錄片美學又更加開放了。至於這部片是否涉嫌販賣災民的傷痛呢？片中的災民其實都很振作，再加上他們樂於參與拍攝（不管是紀錄片還是電視新聞），看來似乎也沒人在乎自己的傷痛正以何種形式被販賣中，災民似乎並不去想到底還痛不痛這種形而上的問題，他們只想繼續生活下去。至於這部片從頭到尾販賣的，應該一直都是導演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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